经历过积弱积贫的特殊年代，徐万茂深知，唯有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。

在上个世纪末，投身于教育事业的民营企业家屈指可数，不仅因为投入大，而且收益慢，但徐万茂是个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人，他认准教育是个利国利民的大民生行业，有很大发展空间。

也正是他的这份执拗，让华茂从一个四明山区的小竹编厂，蜕变为今天立足教育，拥有教具、学校、国际贸易、金融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产业集团。

“一把火”与“七色花”

我是从四明山走出来的。

过去家里很穷，但父母信奉“穷家不穷路，来者就是客”，家中常有一些过路的来客歇脚，有行医的，有做小买卖的，甚至还有讨饭的……父亲虽然识字不多，在村里说话却很有分量，他们的品德对我影响很深。

1971年，我25岁，开始在当地的“社办企业”——云洲乡竹编工艺品厂上班，那时不仅做工人，还兼做设计员、业务员。

我虽是一个农民，但喜欢学，什么方面我都学着做，后来做到了厂长。

当时很多企业制作不讲究品质，都在以“低质低价”策略进行市场竞争，我则坚持用品质取胜，不断改进工艺。

记得有一批工艺竹编出口，外商反复挑剔说合格率不高，我心一横就当着外商和加工单位的面，把价值10万的产品烧了。说实话，这一烧几乎是我们厂的全部身家。但这把火也让外商吃了定心丸，因此换来了500万的新订单。

从此，竹编厂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渐渐走上正轨，还出口到了东南亚和欧美国家，在国际市场打响了知名度。

第二年，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邀我赴澳大利亚考察，我因此成为宁波市第一批出国考察的农民企业家，这在当时鄞县的乡镇企业界，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。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。我感到抱着一根竹子，做不出大文章，开始思考转型。当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：“中国留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如美国学生，必须从中小学抓起，加强劳技教育。”

何不制作竹制教具？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、实践能力，还可以赚钱。说干就干，1981年，一家专门生产教具、学具的文教科技器材厂“七色花”就这样诞生了，这是全国第一家专门生产与教材配套的中小学生制作材料的工厂。

1989年，我决定把产品的研发、销售整体迁移宁波市区。这一搬，各地供求信息和订货客户纷至沓来。

1992年，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，宁波劳动技能教育器材研究所成立了，这是全国第一家中小学教材配套学具的研究机构，我担任所长，没有花国家一分钱，从全国各地聘请了80多位专业人员，共同研究教材、研制学具。研究所，也逐渐成为华茂的智力资源中心。

我的教育梦想

教育不能仅仅是个产品，它需要自己的舞台——我想办个学校。

可是，教育事业投入大、收益慢，这一想法又遭到很多人反对，毕竟企业追求的是利润，在那个时候，投资房产、购买理财，哪个不比办学校来钱快？

有梦想就要行动，这一次，我也是。

1998年，5亿元自有资金、500亩占地、2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，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成立了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：“投资办这么大一个学校，你想过多久才能收回成本吗？”

我的回答是：“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，就是最大的回报。”

在办学上，我坚持因人施教。在华茂，分数不是第一位的，更不是唯一的录取和评价标准。我要求老师们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，培养他们的特长。

之前有一名学生，因为分数不够被其他名校拒之门外，但她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，我们录取了她，并重点培养。几年后，这名学生在艺术领域崭露头角。

我办学校，只是想为全国的素质教育提供一个试验的土壤，并不想靠办学给自己挣回一分钱。有了这个单纯的目的，学校不可能办不成功。当然，学校光靠学费收入是无法维持的，当时也有不少风光一时的民办学校，因为资金紧张不得不关门。因此，我决定以实业做支撑，端正动机，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。

学校办起来了，我的教育梦想并没有停歇。

我发现国内有众多的全国性博物馆，唯独缺少教育博物馆，这又让我转辗反侧好几天。当时，华茂在东钱湖西侧有一个临湖地块，有人建议我用来开发房地产。但是我不想糟蹋这块地，我要在东钱湖建立一个国际性教育论坛，以促进国内外教育文化交流。

如今，总占地面积为276亩、投资20亿元的东钱湖教育论坛已经完成了一期的会议中心与配套酒店建设。由世界级建筑设计大师担纲设计的国际艺术教育博物馆也将在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
从教育装备到办学校，再到办教育论坛，我希望华茂本着教育初心，探索实践素质教育，并把它代代传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