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守仁平生热心教育，从34岁开始讲学授徒，达25年之久。他的学说与思想形成于两个阶段，第一时期由“泛滥词章”到“遍读考亭之书”，深入研究佛、老学说；第二阶段由“龙场悟道”之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之说，倡导“致良知”之观点，逐渐形成其“心学”思想。他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：

他每到一处任职，都要热心修建书院，设社学，办学校，并且利用从政之余讲学，不拘形式，随处讲学，传播自己的心学观点。如正德三年（1508）在贵州龙场驿时建龙冈书院，次年主讲于贵阳书院。于江西任巡抚时，立社学，修濂溪书院，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讲学。总督两广军务时，创办敷文书院。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起在会稽郊的南赣、禹穴、阳明洞诸山寺庙讲学，来学弟子多而夜无卧所，更番就席。于是，他就在绍兴城内辟稽山书院，其门人还设“阳明书院”于绍兴，相当于办了个“书院集团”。另外，他还常到余姚龙泉寺中天阁设点讲学，吸引各地学者，听讲弟子环坐多达300余人。

他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观点，认为“良知”人人皆有，常人由于被私欲所蒙，故“昭明灵觉”之心不良，所以要通过教育去掉人欲，恢复人所固有的良知。他认为“六经皆史”，对儒学繁琐的经学十分不满，提出“经学即心学”“学经明道以致用”。

他主张推行孟子的人伦教育思想，“教者惟以此为教，而学者惟以此为学”。不赞成社会教育在科举制度影响下，教师所教、学生所学，已经完全失去了“明人伦”的立学本义，而以追求功名为唯一目标取向。他主张，加强学校中的“明人伦”教育，首先要扭转不良学风，道德修养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“知行合一”。知与行密不可分，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“真知即所以为行，不行不足为知”“若行不能明觉精察，便是冥行；若知不能真切笃实，便是妄想。”

他还对如何做到“知行合一”提出一引起基本原则方法，如“事上磨炼”，反对朱熹提倡的“道上问”；认为“居敬穷理”是合二为一的，反对程朱理学将此看作两件事；主张“力能克己”，赞同儒家“克己复礼”的道德修养方法，但“克己”的立足点在于“心”，而不是像儒家所说的在于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行为。

施教要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，犹如种树，须栽培得宜，“从本源上用力，渐渐盈科而进”，才能生效。他还提出人的资质不同，年龄和程度也有异，施教须“随人分限所及”，因人而异，分别施以简明的、易为人所接受的教育方法。对儿童教育，反对“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”的教育方法，认为童蒙教育应该考虑儿童“乐嬉游而惮拘检”的心理特点，要像园丁栽培花木一样，“舒畅之则条达，推挠之则衰萎”，通过“诱之歌诗”“导之习礼”“讽之读书”。

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，认为教育应该顺从儿童性情，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，要注意儿童在道德、情感，智识、体育等诸方面的协调发展，目的是为增进儿童的身心发育。所以，在学习内容和次序安排上，规定：“每日工夫，先考德，次背书诵书，次习礼或作课仿，次复诵学讲书，次歌诗”，注意动静搭配，使儿童“乐习不倦”，收到“自然日长”的效果。

王守仁心学思想在明中叶曾风靡一时，对明中后期的学术思想改造和书院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重要推动。在他逝世后，王学产生了激烈的动荡，分化出许多门派，但在浙中地区一直有嫡传弟子，史称为“浙中王门”学派，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徐爱、钱德洪、王畿等。

2010年，时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平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开设讲座，共分十八讲讲述了“传奇王阳明”，展示了其生命道路上跌宕起伏的悲壮画卷，评价其一生“信仰崇高使生活脱离平庸，心体光明令生命绽放华彩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行合一的古今楷模。

相传王阳明的著作由门人辑成《阳明全书》三十八卷。其中《传习录》《大学问》为主要的教育哲学著作。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，主要是因为他建立了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。这一体系主要表现为继承和开拓儒学传统的教育主张，旨在弘扬儒家德治传统，通过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革新，拯救了明王朝政治与道德的危机，有“扫荡心腹之寇，以收廓清平定之功。”

他的教育思想秉承了浙派教育家的传统，对程朱理学的教育流弊展开批判，具有强烈的时代创新意义，故成为明中叶时期阳明学派的创始人，对明中后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本文来源：《浙派教育百家思想概览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