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裴子(1884年—1968年),原名闻泰,又名长光,浙江杭州人。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;后入上海南洋公学补习英文。190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。1912年任浙江高等学堂校长。1928年7月,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时,被委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,后兼任浙江大学副校长,主持校务;1930年3月至1931年11月任校长。1935年离开浙江大学,赋居杭州,专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和校对书籍。 抗日战争期间,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、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1950年2月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、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。1953年4月任民革浙江省委常委、副主委、主委。196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。1968年病逝于杭州,享年84岁。 邵裴子从事教育工作有20多年,后来因不同政见而辞职从事文化工作等。其教育思想可概括为如下方面: 教育要培养一批“士流” 该教育思想是他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时提出的。1930年9月,他在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的第一次谈话中提出:“本学院训育方针,在求学生身心之充分发展,其所探之手段,系于宽大的模范以内,于学生以思想及行为之自由,但使仍受校规,道德,与健康条件之严格的约束,以养成其独立而有规律之生活习惯,为将来担当完全的国民责任之准备”,我国历史上的“士”,是有着特殊身份、人格与崇高品格的,“自治、自尊、自重”,无恒产而有恒心。我的办学目标就是要培养一批“士流”。“求是”应“以科学的研究的精神,无所为而为的精神,穷天地之奥蕴,辨学术之真伪,训练博学,锻炼心智,以造就智慧上和道德上的完全人格。” 管理上重视人格平等 他竭力主张对待师生人格平等,教职员与学生,不仅能在上课与事务中接洽与提携,更需在人格上相互体察。认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在浙江大学这个新环境中共同修正各人从前的旧习惯,学校要尽量综合各处学生优点,形成新校风,这是值得师生共同参加、努力的一件事。学生在大学读书是人生最可宝贵、精力最好的时光,在正当范围内,依照心爱的样子,筑成自己将来发展的基础;还有对于学生一般的违规行为,一般给予以告诫与警诫,而非简单“记过”“开除”。 倡导“学者办学,舆论公开” 他在校长就职典礼上说,学校培养人才质量为先,“人才之优异者,不能定期产出,所以一个学校办得上算不上算,要过若干年才可以论定的。”学校要培养一流人才,必须要有一流教师。故他在任校长时竭力聘请一流教师,主张“与其降格以求,不如宁缺毋滥”,为保证学科建设和教育实践的高水准,当浙大文理学院史学、政治学系和中国语文系等均因师资一时达不到要求,他毅然决定一度停办或由学系转为学门。 注重面向社会办学 (四)注重面向社会办学。他认为大学教育势必面向社会,如在为农学院学生自治会创办《新农业》的序言中说,要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,唯一的办法是把农业教育推广的范围深入田间,农业科学研究的范围遍及于我国固有的环境,并鼓励“同学们平日研求所得,随时贡献给社会,以为逐渐实地改进中国农业之一助”。 邵裴子饱学德硕,洁身自爱,公私分明,直接从事教育工作有20多年时间,在浙大任文学院院长和浙大校长时,主张“学者办学,舆论公开”,管理作风民主;对师资质量坚持“与其降格以求,不如宁缺毋滥”,同时又惜才如命;对学生严格要求又适之以待。表现出作为教育家的光华与风采,当受到不同政见排挤时,他毅然辞去浙大校长,转向从事文化事业,其著作有《唐人绝句选》,校辑《林和靖先生诗集》4卷,译著有培根的《学问之增进》等。对历代书法研究颇有成就,注重广取博收,精于楷、行书;善治印,工诗文,精鉴赏。 2004年11月19日,浙江省文物局、浙江省博物馆主办纪念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、经济学家邵裴子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,并在西湖美术馆展出邵裴子书画、折扇、印章、瓷器、笔筒、砚台等珍贵文物121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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